喬加偉
  “改革開放35年來,中國經濟之所以保持長期高速發展態勢,背後就是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在支撐。但到2008年,受國際金融危機衝擊,這個模式被打斷了。”11月8日,江蘇銀監局局長於學軍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直言,為了抗擊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,政府出台了“四萬億”投資計劃。但這種增長模式的轉變,背後網站優化卻需要貨幣信貸擴張來支撐,從而形成通貨膨脹壓力以及經濟泡沫化。
  在他看來,中西服國經濟泡沫化主要反映在三個指標上,第一個是經濟貨幣化指數高企;第二個是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攀升;第三個是PPI和CPI長時間背離。
  於學軍在其最新出版的《全球視角:中國宏觀經濟解析(第四版)》一書中,進一步指出,“長期以來中國在貨幣信用的管理上,存在‘貨幣太松、利率過高’這樣一對看似矛盾的現象,事實上當中褐藻糖膠隱含著巨大的風險。”
  貨幣信用膨脹
  “上述經濟增長模式不經意間發生的變化,反映在經濟增速房屋二胎上好像並不明顯,但內在結構卻發生了深刻變化。”於學軍認為。
  他稱,以外貿出口拉動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,通常會因出口創匯而源源不斷地帶來巨額租屋網現金流;而以政府固定資產投資拉動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,其自身產生不了現金流,只能以銀行不斷擴大的貨幣信貸和其他負債來支撐和維持。
  “政府融資平臺迅速崛起,成為這樣一種模式轉變的標誌。政府融資平臺投資一般是公益性或半公益性產品,效率並不高,所以這類投資只能依靠不斷擴大負債來維持。”於學軍對記者稱。
  反映在貨幣信用上,就是信貸規模和貨幣供應量的持續快速膨脹。本次國際金融危機之後,在短短不足五年內,我國貨幣信貸的投放總量大大超過解放以來前58年之總和,貨幣超發、信用膨脹的嚴重問題顯而易見。
  於學軍在《全球視角:中國宏觀經濟解析(第四版)》一書中進一步闡釋,關鍵問題不僅在於2009年本外幣貸款當年巨增10萬多億元,而且在於從此將中國的新增貸款額推上一個“高臺”。
  更為重要的是,2009年在新增貸款成倍擴張之後,中央銀行又祭出 “規模控制”辦法,用以嚴控當年新增貸款規模,這使2010年之後中國每年的新增貸款額看起來的確得以控制,從未超過2009年創造的10萬億元大關。
  但貨幣信用膨脹之勢卻並未止步於此,而是在銀行信貸規模嚴格受控的表象下,非信貸類融資規模迅速擴張。2012年全國社會融資總額達到創紀錄的15.8萬億元,是2007年的2.6倍多。
  在於學軍看來,這種調控直接帶來兩個問題。第一是“規模控制”的效應成疑,客觀上還起到催生“影子銀行”膨脹的作用。第二個問題是貨幣信用的不真實反映。銀行為了規避“規模控制”和資本充足率等監管要求,將大量風險資產轉為表外,這不僅直接影響信貸活動的真實性,而且還會影響到貨幣供應量的真實統計。
  經濟泡沫化三個指標
  “我曾做過一次預測,認為未來中國經濟有可能面臨巨大的系統性風險,時間大約發生在2013-2014年,或者再後延一些時間。此事過了兩年,在不知不覺中便來到了2013年,並且我國經濟真的出現了增長困難等問題,銀行業風險事件不斷爆發,不良貸款明顯反彈,商業銀行感到壓力很大。”於學軍告訴記者。
  在《全球視角:中國宏觀經濟解析(第四版)》中,於學軍梳理了中國經濟泡沫化主要三個指標,分別是經濟貨幣化指數高企;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攀升;PPI和CPI長時間背離。
  從經濟貨幣化指數(即廣義貨幣供應量M2與GDP之比)看,2012年中國已達188%,並且仍處於持續的上升之中。而據世界銀行統計,2012年日本最高為241%,其次是德國、英國、法國、澳大利亞等,分別為175%、164%、158%和103%,美國則更低,為90%。
  “固定資產投資與GDP之比,2012年中國首次突破70%。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,在一定時期出現投資率較高的情況,應存在一定的合理性。但長期持續過高卻是經濟增長不平衡、不健康的反映。”於學軍表示。
  於學軍進一步向記者指出,自2012年3月伊始,中國的PPI指數至今已連續19個月出現下降,而同期CPI卻長期保持頑強的上漲之勢,兩者之間如此長時間的背離現象,在歷史上還未曾出現。
  “這至少反映出兩個問題:產能出現長期過剩現象,企業生產形勢並不景氣;在持續的“去產能化”“過程中,通脹壓力卻揮之不去,足見貨幣信用膨脹之嚴重性。”他稱。
 
(編輯:SN05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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